王郁昭改革往事：“大包干”时期曾与万里彼此支持

­　　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原安徽省省长，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任会长王郁昭先生，于7月16日凌晨1点55分去世，享年90岁。

­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的王郁昭，冒着来自巨大压力，在全国率先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称为“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中国农村改革先行者。

­　　我们通过梳理诸多文史资料，来还原王郁昭先生的光辉岁月，纪念这位尊敬的老人。

­　　主政滁县地区，面临大旱考验

­　　上世纪70年代，位于江淮之间的皖东农村生产停滞、经济困难。每到冬春季，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

­　　1978年，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此时，安徽省委任命王郁昭为滁县地委书记。

­　　据王郁昭回忆录介绍，当时滁县有的地方旱得连麻雀都不见踪影，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有一名老农无水喂猪，想把自家小猪卖掉却无人问津，老农将小猪放掉，自言自语地说：“你逃命去吧！”

­　　不甘饿肚子，群众找到“秘密武器”

­　　1978年9月，滁县地委召开全区四级干部会，主要研究需要搞好生产自救，战胜灾害的问题。王郁昭代表地委作了《关于当前形式，搞好秋种，开展生产自救等问题的报告》

­　　据王郁昭回忆录介绍，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正在活跃起来。

­　　会上，许多公社书记强烈要求地委解放思想，放手让下面干。干上去了不求表扬，干不上去自动下台。分组讨论中，来安县和天长县三个公社介绍了他们试行的包产到组、以产计工、小宗作物田间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以及对基层干部按工作实绩进行奖励等行之有效的办法，引起了与会干部的极大兴趣。但这些办法在当时还属“禁区”，因为被称之为秘密武器。

­　　王郁昭非常振奋，认为大旱之年，这三个公社不仅没有减产，反而增产，主要原因是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

­　　第一次与万里面对面

­　　滁县地委全区四级干部会召开后，王郁昭临时到合肥办事。万里知道后，通知王郁昭晚饭后到他的住处谈一谈。

­　　“这是我第一次与万里面对面地谈话，从晚上7点谈到了10点多钟，重点将‘秘密武器’，即三个典型案例向万里作了详细汇报。万里非常感兴趣。”王郁昭说，按照万里要求，他立刻组织人员到这些社队进行调查。

­　　调查发现，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采取包产到组、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增产效果十分显著。1978年全公社许多生产队因大旱粮食减产，这个生产队却增产30%。天长县新街公社在抗旱中实行棉花管理责任到人、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单产提高89.6%。调查完成后，王郁昭正式上报安徽省委。

­　　地委发了文件，各地争相“包产到组”

­　　万里看到滁县的报告后，通知滁县可以在全地区各县试点。10月20日，滁县地委发了“滁地发（1978）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选好试点，取得经验后在逐步推广。

­　　但是，文件下达后，各县纷纷要求扩大试点范围，许多社队干部群众上门争当试点。随后，一些不是试点的生产队也自发地干起来了。到1979年3月底，全地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　　万里到滁县给王郁昭打气

­　　1979年3月15日，一名叫张浩的读者，给媒体写信，攻击滁州正在进行的改革。一时间，滁州许多干部群众思想发生波动，担心犯错误。

­　　3月16日，万里没有通知滁县地委，直接来到滁县地区。万里告诉王郁昭：“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　　万里视察了全椒古河、马厂、滁县的章广、李集，还有来安县与天长县。王郁昭说，万里路过天长县汊涧公社上庄生产队时，突然要求停车，进入该生产队唯一开门的一个家庭。这户人家是生产队队长家，这名队长在自家院子内种了密密麻麻的大蒜。他介绍，这片蒜地可以收获三次，先卖青蒜，再卖蒜薹，最后卖蒜头，能带来一大笔收入。

­　　王郁昭回忆，万里当众表态：“农民多聪明呀，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愁农业搞不上去吗？”

­　　3月19日，万里发表公开讲话：“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因为能增产，能增收……”

­　　万里的讲话，很快传遍全省。

­　　他为大包干报户口

­　　凤阳县城南公社岳林大队岳北生产队将土地承包到组，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各组。王郁昭得知后非常支持，将这种方式命名为“大包干”。滁县地委办写了《岳北生产队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这是“大包干”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　　在凤阳县全县大包干到组的基础上，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首创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形式。生产的粮食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归自己。

­　　“大包干”取得很大成绩，随即流行起来，不过，“大包干”仍然不能见光。王郁昭决定，给“大包干”报户口。

­　　1980年元月，安徽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王郁昭发言时呼吁：“要求给大包干到户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　　万里在总结讲话时说：“包产到户……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来了。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批准！”

­　　大包干在激烈争论中开拓前进

­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一起来到了小岗村，得到群众热烈欢迎。王郁昭说，当时“大包干”虽然报上了户口，但还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通行。

­　　不过，“大包干”拥有全国户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中国的改革终于率先在农村突破。突破口一旦打开，它像一股浩荡的春风，迅猛地吹遍祖国大地，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

­　　1991年，党的十二届八中全会，强调把家庭承包制“作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正式载入我国宪法。

­　　旗帜鲜明支持傻子瓜子

­　　1982年4月，王郁昭官至安徽省委常委。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当年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　　担任省长期间，王郁昭认为，安徽之所以落后，主要就表现在工业方面，为此，王郁昭千方百计上了诸多工业项目，并提出发展烟酒茶纱电的主张。

­　　那时，亳州古井贡酒知名度很高，但产量很低，只有3000吨，王郁昭支持古井贡酒做大做强，省里投资后，古井贡酒产能迅速扩大到两万吨。

­　　1983年，芜湖傻子瓜子遭到责难后，年广九给安徽省工商局写信陈诉委屈。王郁昭批示：“……我们还是应该满腔热情帮助他……”

­　　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

­　　1987年6月，王郁昭离开工作多年的安徽省，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0年3月，王郁昭增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0年5月，王郁昭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1993年3月，王郁昭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5月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此后，王郁昭曾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任会长，后出任该基金会名誉会长。

­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王郁昭秘书介绍，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大包干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

­　　【王郁昭简历】

­　　王郁昭，1926年2月出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芜湖市军管会文教部军代表、安徽大学军代表、安徽师范学院教务长、安徽省科委副秘书长、合肥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文革”中受迫害，两次被“打倒”，下放农村劳动。1970年被重新起用，任安徽省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全椒县委书记。1975年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后任滁县地委书记。1982年4月调任安徽省委常委，1983年3月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安徽省省长。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1987年奉调中央，先后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89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任会长。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会长等职。2000年8月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