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层法官5年流失348人 收入还不高难晋升

　　北京基层法官 5年流失348人

　　有的法官甚至日均结案3.23件，承担大量行政性事务，缺乏晋升通道，收入还不高

　　闽南网3月11日讯 崔俊杰是北京远郊区县法院的一名法官，去年想到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他在法院工作3年，未满5年服务期，按规定只能“被辞退”。崔俊杰明白，这多少有点壮士断腕的悲凉滋味。

　　他只是离职法官中的一员。基层法官辞职人数在逐渐上涨。

　　2014年北京两会上说，从2008年至2012年，北京市法院招录2053名法官，流失了348个。流失法官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而且骨干比例增加，流失速度加剧。流失的法官年龄大部分处于28至35岁之间，多为高学历、骨干法官。

　　法官理应是社会最优秀的群体之一，而一些人正纷纷离开这个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行业。也许，离职后所做的选择，可些许折射出法官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基层法官收入低 让他们更愿做律师

　　从法院离职的法官，选择学术道路的并不太多。崔俊杰所在的班级，除了他自己外只有3位离职法官。

　　女法官冯迎去了企业。2012年，她离开了工作3年的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到一家大型国企担任法务，收入比以前增加了2~3倍。对于冯迎来说，跳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收入。这位北大毕业的姑娘在法院转正后的收入是每月4000元，交完房租所剩无几。

　　2004年，北京法院法官实行“阳光工资”改革，将以前除基本工资以外的收入，如补贴、津贴之类都纳入工资范畴统一核算。至此，所有法官的工资都是透明的：一般法官的月收入到手四五千元，每个级别的津贴只相差几十元。

　　“即使升到一个较高的职位，收入差别也不大。”冯迎说。当了3年法官，崔俊杰每月到手收入4700元左右。

　　在工作两年时，冯迎就曾有过离职的想法。和崔俊杰一样，因为未到5年服务期，她如果想离开，就只能“被辞退”。冯迎又坚持了一年，直到2012年10月，还是离开了法院。

　　与冯迎相比，北京市某中级法院法官曹北(化名)两年前离职跳槽去律所的举动，在别人眼里多少有些突兀。毕竟，曹北是该中院结案量最好的几名法官之一，且已是业务骨干。《法官法》还规定，法官自法院离任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曹北只能暂时做一些幕后工作，律师事务所依然给他开出了40万元的年薪。

　　曹北来自河北农村，父母辛辛苦苦才供出一个博士生。他的想法是，如果继续呆在法院，每月收入只有5000元左右，很难在北京买房。“养家糊口是很现实的问题，没钱就无从谈尊严。”曹北说。

　　曹北所在的中院，离职者大多是男性，因为“男人养家的压力大”。但女法官也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曹北的同事，现在仍然在任的法官李初(化名)则表示：“去年曹北回来过一次，车也换了，开一辆宝马，请所有同事吃了一顿两三千元的饭，眼都不眨。

　　有大量行政事务 还会受到各种干预

　　对于崔俊杰来说，当法官能够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他此前从未想过自己会做出离职的决定。

　　崔俊杰所在的派出法庭位于北京燕山深处，距离市区120余公里，辖区400多个自然村、5万多人口。崔俊杰在这里担任法官时，只能每周回城里一次。为了赶上早班车，必须早上5点钟起床。

　　在派出法庭工作的法官们经常要进行巡回审判。大多数法官需要深入农村及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当庭结案。刚来不久，崔俊杰就被派到“柏油路尽头”的道德坑村办案。

　　法庭管辖面积太大，随便去一个地方开车来回至少两小时。崔俊杰说：“我们法庭的法官每年有200件左右的案子需要审理。城区的法官不跑路，但案子超多，有的一年甚至要审理1000件案子。”

　　工作压力并不是崔俊杰离职的主要原因。“这是个可以锻炼人的地方，有过下乡的体验，对国情、社情、政情了解感悟会很深。”真正动摇他内心最后防线的，是基层法官这份工作让他缺乏荣誉感。

　　“农村的老百姓不讲法，有时为自己的利益而制造假案。如果你作出对他们不利的判决，他们还会陷害你，会不断上访。”崔俊杰说，“高院要求对案件递进式化解，案子在上访后倒回基层法院，即使化解不了也要反复处理，加上大量的行政性事务、宣传性事务，被弄得疲惫不堪。”

　　李初说，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官每天除了办案外，还有来自各方的干预，不仅心理压力加大，工作也加重了，“即使一个案件完结，如果有上访，上级还会要求你对此案作出说明。一些案件，已经不能单纯依据事实来作出审理了。这样，法官难以发挥专长，更难以实现人生价值。”

　　有时候，基层法官还会受到人身伤害。崔俊杰所在法院另一派出法庭的法官，在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时，被当事人殴打。崔俊杰所在的法庭，也曾有夫妻对离婚案件判决不服，在法庭门口撒纸钱宣泄。

　　法官分前勤后勤 称参公管理不合理

　　李初家境殷实，2001年从南方一所知名法学院本科毕业，又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文凭，再通过惨烈的司法考试才进入司法系统。但工作三四年后，他发现自己遇到“天花板”。“能够进入我们院的人都非常优秀，可我们感觉自己的晋升通道几乎是关闭的。”李初说，在一般公务员系统中，一个处长下面可能只有四五个人。而他所在的法庭也相当于处级，下面有二三十个研究生，庭长、副庭长各仅一个，竞争特别激烈。

　　“司法这一块参照公务员管理，这本身有些不合理。”他说。

　　冯迎也认为，自己之前所在的基层法院“几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希望”。一般新毕业硕士研究生被招录到法院之后，先要做一两年书记员，提拔成助理审判员后才可办案。其后，再经过两三年才能提拔为审判员。至此开始日复一日地审案、办案，极少数人有成为副庭长、庭长的机会。

　　进入法院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法官职称，但会被分配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前勤和后勤。换句话说，“法院里的法官数”与“实际办案的法官数”差额很大。前勤办案的法官最辛苦。“有时候做梦都在审案。”李初说。

　　在一份北京市某中院内部调研文件中可以看到：该院2012年人均结案239.5件，平均每个工作日1.08件;结案数最多的法官，平均每个工作日3.23件。

　　“除了办案外，法官还要被牵扯进大量与审判关系不大的事情，包括考核指标任务、一定数量的案例分析、新闻稿件、调研报告、信访说明、市区两级的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文字工作。”崔俊杰说。

　　后勤则是监察、政研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审案，却要管理一线人员。“不干活的指挥干活的，这自然让我心理不平衡。”李初说。后勤也抱怨，“钱少也就算了，连精神上的鼓励都没有。”

　　在一线，每个法官分到的案子不尽相同。有些人专门处理一些知识产权之类“高大上”的案件，有些法官却只能处理一些“吵呀闹呀”的案件。这也是法院内部不平衡的因素之一。

　　孟建柱发文章称 “推进分类管理改革”

　　“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渠道较单一，老百姓几乎所有纠纷都要法院来处理，对法院的指责越来越多，需要大家抱团取暖。可后勤法官都不愿意到一线工作早已是个公开的秘密。一线法官拼尽全力往后勤部门挤，两边的人还互相指责，最后导致一些人离开法院。”一位离职法官说。

　　冬季过后，崔俊杰已适应了学生生活。离开了法院，他依然很感念这三年法院对自己的培养，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实现自己在法律方面的学术理想，做一名优秀的老师。”

　　在进入法院工作之前，李初也有多种选择，比如在央企做法务。他曾在心里把这几份工作的利弊反复揣摩，最后选择当法官。可这几年，参加同学聚会，心理落差还是越来越大，“很多同学都开豪车，我的收入几乎是最低的。”

　　当然，他承认法官头上是有光环的。他觉得，虽然曹北回来跟同事聚餐时变得阔气很多，但他还是跟大家说很怀念以前当法官的日子。

　　李初仍然在是否离开的问题上纠结，对未来他并没有太多担心，毕竟像他这样有经验的骨干法官，一直被很多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盯着”，“出去一年四五十万甚至上百万都不是问题。所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可能会跳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写道，“要推进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序列。要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理顺司法权与司法行政事务权、司法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健全权责统一、权责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如果真的有所改善，我还是愿意继续留下来。”李初说。（瞭望东方周刊）